抗“疫”,我们需要制度的力量——全国政协教

抗“疫”,我们需要制度的力量——全国政协教

时间:2020-03-24 04:52 作者:admin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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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积极为所联系的医卫界等界别委员搭建建言资政平台,服务和引导委员们为抗击疫情献计出力。2月26日下午,教科卫体委员会召开 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机制 专题座谈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卢展工出席并讲话。会议由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袁贵仁主持,驻会副主任丛兵参加,副主任孙咸泽等在会上发言。

委员们一致认为,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发生积极向好变化,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再次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但疫情防控任务依然艰巨繁重,必须坚定信心、众志成城,坚决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作为政协委员,要切实担起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政治责任,科学引导预期,在界别群众中多做政策宣传、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汇集民意民智,为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取得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双胜利 凝聚强大正能量。

孙咸泽:提升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体系的功能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系列重要讲话为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指明了方向。建议国家高度重视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公共卫生和疾控体系在整个卫生健康体系中的功能定位。要强化疾控体系的顶层设计和功能定位,赋予国家、省、市、县四级疾控中心不同的职责和权限,加强国家疾控中心的卫生应急、决策咨询、业务指导等方面职能,加强各地尤其是大城市应对突发传染病的日常演练;加大财政投入,大力提高并持续保障公共卫生执业人员的待遇和地位,加大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控制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和队伍建设,加强基层公共卫生人才储备建设,将应急管理相关培训纳入基层公共卫生人员的日常工作,确保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疫情发生时迅速建立起监测报告、流行病学调查、社区防控、科普宣教的第一道防线;提高重大科研攻关力度,打通不同机构间流行病学研究、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的交流渠道,打造跨学科科研合作和数据共享机制,以 大健康理念 为导向,建立国家大健康基础研究联盟,加强人畜共患病、环境与健康等的研究力度。

认真总结这次抗击疫情过程中一些有效做法和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防控体系。把公共卫生安全纳入国家总体安全体系,制定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策略,优化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完善应急响应体系,形成卫生健康部门牵头,多部门协同的联防联控预警应急、监测和防控机制;加强公共卫生安全应急高端智库建设,成立国家重大公共卫生安全应急战略专家委员会,建立疾控中心、科研单位与临床机构间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整合国家传染病直报系统与各级疫情实时监测系统,开通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智慧监测分析、病原追溯和防控救治子系统,理顺新发传染病上报、确诊和发布的流程;进一步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加强传染性疾病专科医院建设,采用 平战结合 模式,在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建设具有符合生物安全相应等级要求的检测实验室;进一步加强病原微生物学基础研究在公共卫生、临床医疗等领域的应用,加快突发新发传染性疾病检测的关键技术研发和重大传染病应对的产学研合作机制,加快实验室研究技术向产业化技术的转化进程。

(发言人系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

唐旭东:建立重大疫情救治的中西医协作机制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医药在救治工作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新冠肺炎病毒感染人体后,主要损害是肺损伤,而且它不同于一般的细菌性肺炎导致的支气管和细支气管损伤,也不同于其他病毒导致的呼吸道感染,新冠病毒性质不明确,不少病人有肺间质的炎症,进而导致肺泡损伤,影响人体的氧合功能。如果滥用抗流感病毒或抗艾滋病药物,可能给肺部带来第二重打击,引起炎症因子风暴,诱发呼吸窘迫综合征和多脏器功能衰竭,最终导致死亡。目前看来,治疗上最大的困难就是无法有效抑制过度免疫反应造成的炎症因子风暴,而中医药可以在这方面发挥重要而显著的作用。

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月25日组建了一支国家中医医疗队,接管武汉金银潭医院的一个病区。目前已组建了四支国家中医医疗队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在改善患者的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减少重症病例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疗效,显著降低了死亡率。

中医药在体外实验中抑制或者杀灭病毒的能力是不强的,但在调节机体免疫力、抑制过度免疫反应所致的炎性损伤方面有很好的作用。从临床效果看,中医药能显著改善轻型新冠肺炎患者的发热、咳嗽、头痛和消化道反应症状,改善肺功能,对于缺氧的重型新冠肺炎患者的症状也能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

中国自汉代特别是明清时期以来,有着丰富的防治瘟疫经验。在西医没有特效抗病毒药物的情况下,武断拒绝中医药疗法,必将贻误战机。现在国家卫健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健全。各省市应该贯彻该方案,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具有地域特色的中医诊治方案。下一步应在重大疫情救治工作中建立健全中西医协作机制,各传染病救治机构要把中医药参与治疗纳入医院管理制度,提升临床救治效果。

(发言人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

李大进:建立国家级研究机构,为应对疫情提供有效方案

此次疫情过后,我希望能从国家层面建立一个统一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研究机构,为公共卫生事件预防、阻断、救治等工作提供科学有效的应对措施和方案。

我认为,这个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应该包括四方面功能:一是对相关法律制度的研究。及时制定和修订涉及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律法规,以增强法律法规的应对性和实操性,形成法律法规体系,避免多部门管理、多方授权,以及法律法规的相互孤立,让法律体系发挥充分支撑作用;二是对疾病预防和治疗的研究及宣传引导。在这次防控工作初期,老百姓最渴望的来自权威专家的声音比较弱,而社会其他声音太杂太乱,容易造成恐慌。因此,要建立疾病防控的专业权威力量,让权威力量发声,稳定社会情绪,指导我们的预防和救治工作;三是对相关风险防控的研究。这次疫情防控是一场人民战争,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尤其考验我们的社会治理水平。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加强研究,让社会治理依法依规、尊重科学,建立科学有效的实操规则,从而为政府精准施策提供依据;四是加强对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物资储备和调配体系的研究。这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大家看到,口罩等防护物资的储备不足,最初政府供应和社会捐助之间没有很好的衔接,在这方面还需要加强研究。

(发言人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主任)

李国勤:为疾控系统科研创新能力提升提供政策支持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显示了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同时,这次疫情也敲响了警钟,反映出我国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上的短板。为此要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和疾病控制建设,补足短板。

在这方面,建议建立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对和重大疫情防控体系,突出疾控系统在国家卫生健康体系中的地位,更好发挥其在公共卫生方面的作用,加强国家、省市区各级疾控机构的专业化能力建设,把作为 国家队 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打造成为国际一流的疾控中心,解决目前存在的影响和制约其发展的关键问题。

建议国家和省级疾控机构在科研管理机制上要比照科研院所。科研是疾病防控决策的根基,疾控中心的科研工作为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发挥了专业引领作用。在应对甲型流感、寨卡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黄热病、埃博拉病毒等一系列重大疫情中,权威可靠的实验室诊断为查明疾病原因和控制疫情发挥了 一锤定音 的作用,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至关重要。但疾控中心却一直未能被当作科研单位对待,在高端人才培养、学科门类建设、专业支撑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提升方面更是捉襟见肘。为此,建议将疾控中心列入科研机构名录,参照科研院所管理机制,强化疾控中心的科研创新,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提高疾控中心的科研水平,还需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一是要提高疾控特岗津贴发放标准,并建立正常增长机制,稳定现有人才队伍。二是扩大人才培养规模,储备疾控专业人才,扩大有博士硕士培养资格的疾控中心招生规模,适应构建 以健康为中心 的新时代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需要。三是建议允许各级疾控机构根据其承担的实际工作任务,在隶属关系、经费拨付、单位级别、机构和人员总体编制数量都不变的前提下,可自主优化内部岗位设置。

(发言人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

顾建文:坚持军民融合,构建国家生物安全防控体系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祸及神州大地,是一次重大生物灾难,回顾前期防控过程,我从军民融合构建国家生物安全防控体系方面提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建立生物安全相关多学科诊疗模式及团队。虽然现代科技发展迅速,但是每个领域都有其知识盲点和实践短板。呼吸、血液、免疫、感染、重症医学、病理学等相关专业的临床专家、公共卫生预防学家以及病毒学家都不可能以点代面,仅以局限知识统领疫情防控这场 战争 ,必须实现多学科多专业联合和融合,形成统一的防控救治理念和数字化集成、信息数据共享、智能化决策和动态调整指挥机制。通过大数据分析开展生物安全长期态势研判,为科学引导预期提供支撑。

二是建立一支军民融合应对国家生物安全的公共卫生军。结合我国国情,可以设立与国家公共卫生管理体系并行的解放军生物安全部队,作为国家安全战略支援的重要力量,应对重大生物灾难和生物战争,配合开展防控输入性传染病工作,由国家统一管理,主抓疾病防控、生物安全、高级别病毒实验室、实验室信息交互网络和共享等方面工作,对重大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实行军民联动,防护一体。

三是建立信息快速预警、集体决策、快速上报的机制和平台。打通快速上报渠道,对公共卫生事件作出预警分级,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赢得时间。要着力加强地方政府主要官员、公共卫生官员防控知识的培训,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军地联合的监测、直报系统应避免受到过多的行政干预,杜绝对疫情认识不足而导致缓报、瞒报、漏报等情况。

四是联训联战,健全军地应急管理软、硬件体系。在硬件方面,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设施研发、装备仍然不足。在软件方面,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流程有待改进,传染病直报系统末端报告制度不严格,人为因素影响大,防控救助体系反应不及时,力量较分散。应进一步加强军地融合,坚持 凡疑必报、凡报必查、凡查必实 的原则,综合运用部队反应快和地方信息广的优势,完善报查流程和应对预案,同时加强军地救援队和医疗队联合演练,提升快速反应速度。

(发言人系全国政协委员、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心主任)

方来英:建立以症状为核心的疫情报告系统

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的卫生条例发布之后,共发布了六次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这里面包括2009年的新型甲型流感病毒H1N1,2020年的新冠肺炎病毒。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初期,人们通常对病毒本身及其所导致的疾病和流行性都知之甚少,传统的疾病直报系统已难以承担对新发传染病的监测任务。为此建议建立以症状为核心的疫情网络直报系统,以更好地应对新发传染病威胁。同时,修改有关法律法规,赋予临床医生报告传染病或者疑似突发情况的权利义务,确保这一权利不受任何行政机关和个人的干涉。

建议把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特别是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研究,予以重视。我们经历了2003年的SARS,又经历了2020年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经验不可谓不丰富,教训也不可谓不深刻。在一个经济发达的社会,人流物流频繁,这就决定了传染性疾病防控工作必须是跨地域的,因此,相关机制安排也要有跨地域的考虑。建议仿照现有的财政、审计特派办制度,由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各片区设立办事处,各地疾控中心向本地区各医疗单位派遣常驻代表,负责指导疫情直报和分析监测等工作。此外,建议建立国家防疫官制度,并改革经费保障机制,对重要技术岗位实施专业人员特聘制,以保障疾控中心的专业技术能力,赋予疾控中心在传染病防控过程中一定的行政权力。

(发言人系全国政协委员、原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委书记)

丁洁:增强重大疫情防控机制的可操作性

与2003年非典相比,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受感染人数、病亡人数、参与救治的医护人员人数以及救治的规模等等都远远超过17年前。17年来,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然有不少短板需要进一步补齐。人类和病毒等病原体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无论病毒是 已知 的还是 新型 的,都需要我们时刻保持警惕。作为一名在医院工作的临床医生,我想从小视角、小细节出发,为我国重大疫情防控机制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提几点建议:

一是加强医院和临床医生在重大疫情防控机制中的作用。临床医生每天接触大量就诊人群,是最合适的发现疫情的 吹哨人 。一方面,从医学院到继续医学教育等阶段都要不断强化传染性疾病防控知识培训,不能等事情发生了临时抱佛脚;另一方面,要在疫情防控机制建设中予以医院和医生明确的角色定位,以及发挥作用的途径、方式和方法,而且要简单明了,既有按部就班的常规报告,也要有到达警戒线标准的医院和医生直报途径,直报系统的每一层面操作均要 留痕 ,这样就不会出现谎报、乱报,这个在技术层面完全做得到。这种直报是为了防微杜渐,不宜追究直报信息的准确全面与否,如此才可能第一时间发现疫情苗头,避免错失传染性疾病防控的黄金时间。

二是动员全社会人人参与,解决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造成的疫情防控难题。重大疫情防控机制设计一定要多入口(例如分为医务部门/人员,社区/人员,公卫部门/人员等),多层面(如报告、传送、管理等),充分发挥科技优势,加强顶层设计,将各个入口和层面的信息归类汇总,实时、准确、快速呈递不同部门。

三是重大疫情防控的网络直报系统顶层设计需要形成 闭环 。这一系统不仅包括信息上报的部分,还要有应对的具体举措,并在系统中逐一体现出来,可供不同层面进行监督检查、促进落实。

四是将手机APP运用在这一机制建设中,发挥人民群众在防控中的积极作用。当前APP被广泛应用,是深受大众喜爱的媒介形式。可设计疫情防控相关APP,要简单明了,科学、先进。总之,要用创新思维和先进技术让重大疫情防控机制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发言人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授)